優質醫療必須付出相對代價

鄭春鴻／文教暨公共事務部主任

我的成長可以說完全在和信醫院

　「我的興趣一直在臨床研究，而我的成長可以說完全在和信醫院。」鄭鴻鈞醫師述說他一路走來的心情故事，他說︰「1990年，我在台北榮總醫院接受專科醫師訓練。當時榮總的放射治療科主任陳光耀，他在1940年代曾經到美國德州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接受訓練，可以說是台灣放射治療的先驅之一。此時，我和我的同事蕭醫師被指派去整理1970-1990榮民總醫院鼻咽癌病人的資料。我拿到這些大約有一千多份的病歷，感到非常興奮。心想，如果可以從這些病例，歸納出一些有意義的結論，對未來照顧病人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當他仔細研讀這些病例之後，才發現這些珍貴的資料，可能只是一些無法使用的斷簡殘篇；由於臨床資料的分類、分期缺乏系統化和標準化，使得某一項數據，甲病人有，乙病人沒有；而另一項數據，甲病人沒有，乙病人有。在統計學上，無法從中歸納出有效的結論來。鄭鴻鈞醫師當時在榮民總醫院接受了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兩方面的專科訓練。因為經常要讓病人嘗試許多新藥，並且從中知道新藥的藥效如何，因此體會到臨床研究的重要。
　
　「在這一方面，我得到很多臨床醫學研究方法論的啟發，知道怎樣去收集資料、分析資料，並且如何以嚴謹的態度，去推演出結論來。從這裏出發，我開始去設計一個資料庫，廣泛地去收集每一位在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所留下來的各種有用的資料。」鄭鴻鈞醫師說︰「就在這時候，我的老師簡哲民醫師已經到了和信醫院的前身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我從做見習及實習醫師開始，一直跟著簡哲民醫師學習。我因此得知，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是一個十分注重病人臨床照顧，同時非常鼓勵醫師進行各種臨床研究的醫院。」鄭鴻鈞醫師心嚮往之，經過簡醫師的推薦，於是加入醫院的鼻咽癌治療團隊。
　　
民眾無法體會優質醫療必須付出相對代價
　　
　　「現在是和信醫院，每一週至少有四位鼻咽癌病人等待我們的幫助；而1991年的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剛成立，每一個月大約只有一個鼻咽癌病人。」他回憶鼻咽癌團隊初期的情景︰「1993年以前，孫逸仙醫院只有接受自費的病人，一位鼻咽癌病人全部療程大約有要自費新台幣四、五十萬元，當時是台灣物價最高的時候，一般人很捨得花四、五百萬買一間小公寓，並且不覺得特別被「坑」了；名貴轎車已經滿街跑了，四、五十萬元在當時大概只能買一輛MUCH小轎車。」以一輛小MUCH換一個生命，其實怎麼說都不是那麼昂貴。不過，和信醫院當時這樣的收費，已經被認為是「貴族醫院」，可見台灣的民眾似乎並不特別對於優質的醫療必須付出相對的代價有清楚的觀念。大多數人寧願花較小的錢，接受所謂「公勞保級」的醫療。這也正是一直到現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天天必須面對的難題，明明知道還有更好的醫療來服務病人，卻又擔心增加病人的負擔；立誓要給病人最好的醫療，又必須忍受政府只願意為國民支付低廉的費用。
　　
　　「早期的孫逸仙醫院由於病人不多，因此每一位病人受到的照顧不只是『貴族級』的，可以說是『總統級』的。每一位病人的病歷，都會在每天的晨會被提出來討論，因此，院內的醫師都記得每一位病人的姓名，以及他們的健康狀況。當時的各科門診都在仁愛醫院第八樓一起為病人服務，因此病人如果需要別科醫師的會診，只要打招呼，醫師就在眼前。」鄭鴻鈞醫師說︰「那是一段令人懷念的日子，醫師和醫師之間關系非常密切，合作無間的為病人找尋一條最好的治療策略。我常說，現在是和信醫院剛剛試辦的頭頸癌整合門診，其實就是恢復早期的孫逸仙醫院的精神。」

　　
赴杜克大學受訓大開眼界
　　
　　「1992年年底，我在孫逸仙醫院服務了半年之後，黃達夫教授就派我到美國杜克大學去接受訓練。黃院長在杜克大學貢獻了卅年的心力，我們從他們口中得悉杜克大學的點點滴滴，心裡產生無限的嚮往。孫逸仙醫院幾乎可以說是以『小杜克』自許。因此我到杜克大學受訓，可以說懷抱著一種朝聖的心情。」前往美國杜克大學受訓對於鄭鴻鈞醫師走向臨床醫學研究之路，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鄭醫師說︰「癌症的放射治療是一個很特殊的科別，它在很多作業上都和電腦操作有關，1990年代，正好是電腦科技正在起飛，放射治療也跟上了三度空間的技術，一直發展到現在的強度調控放射線治療。儘管我當時還沒有考過美國的醫師執照，但是我的指導老師還是讓我跟隨著他寫病歷、接見病人。讓我有機會縱情的學習，只差不能在病歷上簽名。不過因為放射線治療大部分的工作都在電腦裏完成，因此我可以說是受到完整的住院醫師訓練。」
　　
　　他說，當年他們正在進行一種放射手術，也就是把放射線治療集中火力在把腫瘤燒掉的技術。當病人還沒有開始治療的時候，我們已經對病人的治療計畫在電腦上模擬過一次，在機械上也模擬過一次。真正進入治療的時候，由醫學物理的博士和醫學博士把各種治療的參數都唸一次，在整個治療的過程，都是在撰寫的密密麻麻的、非常嚴謹的計畫中，按部就班地進行。不論是機械的角度、開刀範圍的大小、放射線釋放的能量。

　　「他們做事一板一眼的態度，帶給我很大的啟發；他們對生命的尊重，也讓我深受感動。那個年代正好是大家都在高唱『日本第一』的年代，我卻從杜克大學看到美國醫學成就的背後，原來蘊藏得這麼大的苦心。」鄭鴻鈞醫師說︰「在杜克大學的圖書館，我以一種孺慕的心情打開一百年前的醫學期刊與報告，我看到了Lancet醫學雜誌刊載的歷史上第一篇以放射線治療癌症的報告。我從中感受到科學的偉大，我仔細的去品味這些放射線治療的先行者，是如何以精確的文字，來形容他們在癌症治療的每一個步驟，如今回想起來，他們的有些敘述在一百年後，還是經得起考驗的。它告訴我，做為一個醫學的科學家，面對著很多我們不見得完全了解的事物，都應該保証自己在每一個細微的觀察上，每一個推論的步驟都是合理的。我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下，跟隨著我們而來的新生代醫學家，才能踏在我們的肩上，看得更遠，飛得更高。換句話說，我有當我們對於每一個科學的研究步驟，都能夠用更精確的語言、合乎邏輯的推論加以描述，在一百年後，仍然被後生晚輩肯定，這才叫真正的科學精神，哪怕我們的結論或許是錯的。」鄭鴻鈞醫師發下志願，希望有一天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成為教科書的一部分。